习近平式法治溯源（1）——中华律令细节主义

了解中国治理的关键钥匙

从2016年起，习近平开始大谈“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式“法治”与现代“法治”当然南辕北辙。因此很多人认为分析“习式法治”没有意义，因为其绝对随意，绝对专断，完全荒唐。这种“中国政治不可分析”或“不值分析”经常出现，但我想这可能有点太情绪化了。

领袖本身就是一介凡人，这个凡人的意志要实现，依然需要体系的配合，这个体系中的凡人需要奖励，需要惩罚，有私欲也有自己的想法。领袖意志能解释中国现象，我想在5%以下，这大系统和大系统里的「质料」——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

“习式法治”这个话题，不可能一次分析完结（我为何总是挖坑），但这次我们可以展开一个基本的框架。

一、律令细节主义

我此前写过一段话，放在这里开始正好：

从秦法以降，中国的官吏就形成了一种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例如最近几年很多市政管理机构规范商店店招的颜色字体，让城市的店招实现完全统一，就可以看作这种“细节主义”的例子。以此为基础，更大的细节体系即“文明城市评比”，通过设定一系列极端细节的规范，对城市管理水平进行评比，影响市一级官员的晋升。每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对于这种评比的风格和打扰都不会陌生。

但在苏联，这种社会激励主要以“社会主义竞赛”方式展开，包括中国学习的“英雄人物评比”等典型塑造的方式。例如与五年计划匹配的各种生产竞赛，像我们这么细节的行政管理确实少见。

这背后也是一种不同的权力逻辑，以数字和竞赛为主，使得计划性生产从上到下以数字体系咬合，是相对比较理性和制度化的方式。而律令细节主义，却是一种对“个人”的关注，对每个人施加“懒惰”的推定，并以此希望直接监控人的行为，对其具体做法提出要求。因此苏联的管理更多是一种“目标管理”，而来自中华帝制传统的，则是一种“动作管理”，而进行“动作管理”，行政立法会更加频繁和随意。

律令细节主义是理解中国“行政风格”的关键，我们先回到秦，秦代律法的细节程度是惊人的，例如《睡虎地秦简》的《法律答问》中，对盗窃罪的细节设定：

「害盗別徼而盗，駕（加）罪之。」 可（何）謂「駕（加）罪」？ 五人盗，臧（贜）一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盗過六百六十錢，黥㓷（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䙴（遷）之。求盗比此。

意思为：

凡属害盗（行窃并伤人）或越过关卡到别处行窃的，一律加重处罚。什么叫“加重”？——五人合伙盗窃，只要赃物在一钱及以上，就斩左趾，并黥面发配为城旦（服劳役徒刑）。若不满五人，但赃额超过六百六十钱，则黥面并劓（割鼻），发配为城旦；赃额不满六百六十钱而在二百二十钱以上，黥面发配为城旦；赃额不满二百二十钱而至一钱的，迁徙（徙边）处理。所谓“求盗”之罪，比照以上标准办理。

惩罚体系之精微，将肉刑（黥面割鼻）、发配为奴隶的人身刑（奴隶有复杂的分层体系），匹配盗窃人数、越关、金额细节进行如此详细的控制，在秦时期令人惊讶。

以及《田律》中的一个规则：

雨為湗〈澍〉，及誘（秀）粟，輒以書言湗〈澍〉稼、誘（秀）粟及豤（墾）田畼毋（無）稼者頃數。稼已生後而雨，亦輒言雨少多，所利頃數。早〈旱〉及暴風雨、水潦、𧈸（螽）䖵、羣它物傷稼者，亦輒言其頃數。近縣令輕足行其書，遠縣令郵行之，盡八月□□之。

意思为：

遇到“时雨”（甘霖）或粟开始抽穗，要立刻书面上报：降雨益处的作物面积、抽穗的粟面积，以及已开垦但无作物的田地是多少顷。作物已出苗后遇雨，也要随时报告雨量多寡和受益面积。遭遇旱情、暴风雨、洪水、螽虫及其他群类害物损伤作物的，也都要随时报告受灾面积。离县城近的由县令派快脚徒步送报，远的用驿传送报，须在八月之内全部[缺]完。

田地的汇报制度，细节到什么距离用步行，什么距离用驿站，也令人惊讶。秦律中这种“过于细节”之感比比皆是。让人感到大秦体系似乎是一个精密如钟表般的机器。

这样的风格，就是律令细节主义。

二、律令的关键转折与空间

仅仅从字面条文上，看起来没什么不好，一个国家敢于立法到如此细致的地步，似乎还是“勤于政”的体现。但在疫情期间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就会明白，这些看上去如钟表般精密订立的规则，在执行时千疮百孔。2022年尚且如此，公元前200年当然更是。

那么这些律令都是废纸吗？并不是，了解《商君书》的人都知道，“刑重则民畏，民畏则不犯”，整套“律令细节主义”的关键在于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分等级的肉刑、人身刑、财产刑是律令细节主义的关键“细节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惩罚是绝对刚性的。那面对惩罚的刚性和想当然的，具体到动作的执行规范，该如何处理呢？

方法大家都非常清楚——加码与连坐。这是“律令细节主义”的真正精髓，如果秦律要求8月底完成田地汇报，那地方就要求7月15日全部完成，再小的地方恐怕就要7月10日，留出足够的旷量也余裕，以应对“执行体系”的不足。这种加码到疫情中，就变成了，为了确保区上日日抗原检测不出问题的要求，上海市民封城时最夸张一天要做三次抗原，起于两次一次是街道为了不出问题的加码，另一次是居委会为了不出问题的加码。

连坐同样，在行政体系无法应对“律令细节主义”的执行时，行政效率和资源都跟不上时，扩大惩罚让被治理对象彼此监督，彼此举报，因而逃避连坐，就成为关键手段。可以说，律令细节主义之表是看上去精密如钟表的社会治理，律令细节主义的真正内里是为了逃避刚性惩罚，或者为获得刚性奖励的加码与连坐。每一个经历过文明城市评比的人，或经历2022疫情的人，都明白这是什么。

到连坐这一步，已经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福柯所言的现代“规训”体系。

所以理解“习式法治”和“现代法治”的关键区别，从“律令细节主义”入手最好。这是一个空间的区别，现代法治是规范社会整体空间，不管是宪法这样的公民与行政主体的契约，行政法这样的行政部门限制等，法治在社会中处于居中地位，不同的法对应一个公民的不同身份与角色，以及不同机构的决策，社会形成一个网状的空间。

而秦制律令细节主义将社会切割为两个空间，文本上的精密和理性，是独属于文书的世界，文书约束领袖与官吏的世界，对官吏的惩罚与奖励是帝国最根本的基石，到今天就是“从严治党”的恐怖体系与国家监察委，这才是中华帝国的根本（可以看我下面这期节目）。

第二级空间，是官吏与社会，这层空间不是律令细节主义的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不可能按照律令的要求执行，行政技术、行政资源都不匹配。这层空间是官吏们完成自己“文书KPI”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根基是“加码与连坐”，这是真正的统治技术。“习式法治”及其背后的“中华帝国律令细节主义”，就将社会分为这两个空间。

三、在与其他民族对比中看到关键区别

为了真正勾勒出这种细节主义的特征，我们来与希伯来传统对比，如果阅读《圣经》，会发现早期犹太人律法，同样非常细节，以下全部出于《申命记》：

（抵押细节）24:6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作抵押，因为这是拿人的命作抵押。

（当日工钱支付）24:14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24:15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

（误杀宽恕）19:3要将耶和华你　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19:4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19:5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致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19:6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

（行淫的区分处理）22:23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22:24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22:25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治死，22:26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22:27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

在这些条款上，似乎与《秦律》有某种类似。这当然产生自早期人类社会，在抽象的法理学和伦理学还未成熟的时代，社会规范是非常细致的，同时期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也有类似的细节规范，例如：若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权人可将其拘禁60日，并在每8日市场日把他带到广场宣布债务。

所有这些细节都会与《秦律》一样，过于细节因而很难执行，在时间、效率、技术无法实现的时候，会遭遇问题。那么犹太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也是依靠连坐和加码吗？《申命记》有如下章节：

（地方裁判）

16:18你要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16:19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16:20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的地。

（证据规则）

17:6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17:7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19:15人无论犯甚么罪，作甚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19:16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19:17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19:18审判官要细细地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19:19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

（上诉制度）

17:8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的地方，17:9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

以上这些形似诉讼法的细节，在秦律中是缺乏的。非常有趣，秦律中是否有涉及“诬告”的规定呢？在“法律答问”中是有的，例如：

甲告乙盗牛若賊傷人，今乙不盗牛、不傷人，問甲可（何）論？端為，為誣人；不端，為告不審。

甲告乙盗牛，今乙賊傷人，非盗牛殹（也），問甲當論不當？不當論，亦不當購；或曰為告不審。

甲盗羊，乙智（知），即端告曰甲盗牛，問乙為誣人，且為告不審？當為告盗駕（加）臧（贜）。

甲盗羊，乙智（知）盗羊，而不智（知）其羊數，即告吏曰盗三羊，問乙可（何）論？為告盗駕（加）臧（贜）。

意思是：

• 甲告乙盗牛或伤人，今乙并未盗牛、未伤人：甲若故意，则为“诬人”；不故意，则为“告不审”。

• 甲告乙盗牛，实则乙伤人（非盗牛）：甲不当坐，也不当领“购”；或有人说属“告不审”。

• 甲盗羊；乙知情，却“端告”称甲盗牛：乙既为诬（就“牛”而言），又属“告盗加赃”之不审。

• 甲盗羊；乙知盗羊，不知羊数，告吏称盗三羊：乙按“告盗加赃”论。

没有对如何认定“诬告”的任何程序条例，认定流程，只有“诬告”如何“惩罚”的精密规定。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最关键的区别，我为大家总结如下：

四、从律令细节主义到规训与生命政治

中华律令细节主义不是习式法治解释的全部，毕竟两千年时过境迁。但从上面的内容，你一定感受到了其与当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如果把中国想像为中华帝国 + 苏联式极权 + 赛博极权的共身体。后两者的特征就需要进入到福柯的规训与生命政治中完成理解了，其中规训的部分，在“连坐”那里已经得到了连接。

那么下一篇文章，我们就从今天的内容，延伸到规训与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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