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体制依附」看「国民性」，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底色

「官本位」与「帝国本位」的社会生产机制

Aug 29, 2025

在讨论「国民性」的过程中，我觉得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强大的「体制依附」——公务员与教师资格考试的热情。这个现象相信不需要我进行介绍。当然你现在一定条件反射式的想到，中国的「体制依附」拥有经济解释和制度解释，这是一定的，就如上次我们所说，为一个现象进行某个视角的解释，是最简单的事情。

那中国显著的「体制依附」现象能够有何种视角？可能是我们理解「现代国民性」的关键钥匙。

一、全球「体制依附」综观

最值得做的事情不是跳入经济和制度分析，而是横向对比。对国家职位的热衷当然不是中国现象，但可能需要通过细致的对比，才能在表层的相似之下，发现细节的差异。

韩国的考公热与补习文化在中文社群也津津乐道，而孟加拉威权体制的倒台，导火索就是国家公务员职位针对军队子女分配特权，这说明「体制依附」不是中国的独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西班牙等国，都有「国考热」，这里面很多国家的招考比甚至远大于中国国考的平均86:1。

如果要证明中国人没什么不同，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过往细节看，全球「体制依附」有很大差别。关键就在差别里。这些国家里可以首先剔除欧洲左翼历史国家，这些国家中主要考公热是「全国教师」考试，有社民党背景的国家都有大规模公立教育体系，公立教育财政扩充导致教师岗位供给增加，从而导致教师报考人数增加，在西班牙招考比达到6.5:1，在青年失业率极高的意大利，这个比例到达17:1。当然中国这个数据非常恐怖，其实每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人数都大于国考+省考人数，报名规模从2016年的260万暴涨到2023年的1265万，其中2023年教师净增只有11.4万，招考比110:1，这当然也是「体制依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印尼和巴西最近几年国考人数暴涨，甚至印尼到达396万报名人数，比中国还多。不过这两个国家都经历疫情前后国家财政的变化，尤其印尼此前遭遇财政困境长期冻结国家公职人员招聘，从2018年开始重启，招聘名额一下子全国就有23万人，当然激发了报名热情，但虽然绝对数量巨大，印尼的国考报名人数已经从2018和2019年的绝对高位稳定下滑，也就是对于人口大国印尼，虽然有国考重新放开，绝对热度持续了2-3年而已。

考公热情下降符合基本世界潮流，年轻人怎么会愿意投身无聊且上升图景缓慢的公职呢？这在与中国文化类似的韩国和台湾也是一样。虽然韩国考公热也是热点现象，但韩国考公人数在稳步下降中，招考比从2021年的35:1连降到24年的21:1，报考人数从高峰值31万人到2025年的13万人，四年来下降了一半。和中国文化最接近的国家台湾同样是如此下降趋势，台湾国考热情本来就不高，从2015–2024年参加「国家考试」中的公务人员考试报名人数由约32.8万降至16.6万。

各国考公人数都因其自身社会文化环境有一个基准值，这个值有高有低，但排除经济和招考制度的短期扰动，各国考公占人口比和招考比都在稳步下降。这里面有几个大趋势，公务体系薪资与社会差距拉大，各国公务人员福利逐渐透明化与社会持平，公务人员收入的随全球普遍财政困境的风险。

公允地讲，这些问题在中国全部存在，但在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

二、被点燃的「强国身份感知」

我们可以拉长时间，考察中国「体制依附」现象，首先排除这20年的人口因素，中国80后生育高峰是1987年，此后进入一个缓慢的下滑过程，所以中国「体制依附」在08奥运后的增长，不可能有人口因素。

观察中国「体制依附」，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是从人口生育高峰对应的例如2000年到2025年「体制依附」一直维持高位吗？完全不是，中国2005年国考报名人数31万人，计划招录8200人，招考比37:1，到2025年报名341万，计划招录3.9万，招考比86:1。省考也一样，从2013年的200多万人规模，到达2025年的530万人规模，教师资格统考起点2012年的17.2万人，到2023年的1265万人。所有「体制依附」项目都有非常恐怖的上涨。

而这些问题用经济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是很难解释的。以经济问题为例，如果经济问题是完整解释，那么应该观察到例如08金融危机和22年疫情危机后「体制依附」增加，而在此后经济恢复后报考热情就应该下降。这当然反应在了数据上，以国考为例，08金融危机后与22年危机后都有大幅攀升，但就算是2012年-2018年中国经济相对稳定时，国考人数几乎从未回落，而是进入平台期依然稳定上涨，在這10年國考招聘數沒有大漲，甚至2019年還大跌（这10年国考公务员报名人数从105万涨到143万，省考从250万到490万）。从经济上，中国国考有强烈韧性，体现出易上涨，难下跌的情况，这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明显不同。

用制度决定论也难解释，实际上从2016年全面从严治党后，公务员工作已经退去了「事少清闲」的特征，现在大家基本知晓公务员面对大量监察和运动行政，工作强度极大，工资水平非常一般且近年还面对降薪欠薪压力。因为高强度从严治党，这份工作的风险也不小，过去大量的体制非正常特权和福利，也在「从严治党」下遭遇回退。基层作威作福也遭遇社会舆情监督（近年大量特权事件引爆网络倒逼国家入场）。从「制度性价比」上讲，很难认为从2005年-2025年，中国体制内公务员、省公务员、教师处在上升通道。

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人体现出与经济和制度变化无关的强大「体制依附」韧性？这才是与其他国家都完全不同的。这种韧性该如何解释呢？我相信诸位都知晓「上岸」概念，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体制内外生殖隔离」以及「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概念，以及体制内对外相亲的诸多乱象。我想这种「文化身份」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年轻人对体制有强烈的「身份红利」与「情感红利」，虽然二者已经不具备经济和体制支撑。但拥有强烈的「文化支撑」，这样的支撑从05年到25年的20年间是逐渐增强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年轻人和社会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本位」思想，而近20年的经济增长叙事，是强烈的「强国叙事」，进而「加入强国体制」不是一个经济制度理性思考，而是一种强烈的「身份感知」。

我想说的是，此种「身份感知」是近20年爆发性的「体制依赖」的根基，这份「身份感知」的基础共识，是「国家-社会」截然二分，是我在《疫年纪事》中提出的「真假国民」观念，是到2025年中国人依然相信，「体制内」是真正的国民，而体制外是「贱民」的强烈「帝国化身份敏感」，虽然这已经不能被经济和体制支撑了。

三、「真假国民」——「官本位」与「帝国本位」从日常到规范

这决不代表在05年前，中国人没有这种「真假国民」意识，但可以理解为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没有树立，且受到早期互联网「公民社会」文化与意识的一代，这种官本位与国家本位的意识像是一种潜伏的病毒，没有跟随社会风气转变而爆发。其爆发就是奥运会、以及2010年代的「强国叙事」，彻底点燃了「体制依附」的身份与情感回报。这在其他国家，不管是印度印尼西班牙韩国台湾，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中国式「体制依附」的本质区别。

你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互联网、居民财富、全球交流的发生，「官本位」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不管我们如何看待2012年后习近平任期的中国，但社会主轴依然是逐渐走向信息流通开放，经济思维提升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反而被点燃「强国官本位」热情，这是一件奇怪的事，这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本质区别。今日全球右翼政治的民粹与民族主义，甚至带有「反官僚」的特征，认为「官僚」是全球化基础体系的一环，美国人对美国的热爱，不会转化为考取美国公务员的热情。这其中「帝国本位」与「官本位」的敏感，是一件在2025年颇令人惊讶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官本位」状态，中华传统帝国的「官本位」，改开前全能国家的「官本位」和当下中国「官本位」的区别。在传统中华帝国，你可以想象帝国与民间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传统帝国不具备现代社会毛细血管的能力和庞大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塑造了「加入体制」的传统，这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种两个世界的框架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因而同样具有科举制传统的韩国和台湾，并不会延续这样的「体制依附」热情。

在改开前的全能国家，官员对社会拥有绝对掌控力，大到厂矿干部，小到大队主任，在这个时代，「帝国本位」和「官本位」完整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每个人的命运具有实质性控制。在这个时代拥有某种「官本位」思想，就完全可以从经济和体制上进行理解。

但当下中国，虽然国家权力依然强大，但中国早已不是全能国家，市场经济和互联网对国家权力的冲击和实质性解构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如何抱怨当前中共对社会的压制和予取予求，实际上其掌控力与社会处于拉锯状态（到2025年中国传统公民社会完全歼灭下基于网络也可以发生江油事件）。

到这里我们可以复习福柯的《性史第一卷：认知意志》和《安全、领土、人口》，从改开前全能国家的「官本位」到当下的「官本位」，就是国家不只通过实际的控制，而是通过知识生产塑造「生命政治」的过程。而「生命政治」就是当前「国民性」的塑造和唤醒，是中国人潜伏的「帝国本位」病毒的激活。

这里面有几个点尤其值得思考：

「国民性」的「生产」而非「压抑」：很多人提到中国人的行为解释，将其单一解释为中共的高压和投下的恐惧。但这是真的吗？从2012年至今，中共为国人提供的只有恐惧和强压？而没有自豪？社会参与？如果没有，人民应该因为压抑和厌恶而远离体制，即便他们维持消极。但实际情况是，「国民性」并非压抑之物，而是具有强烈生产性，国民性生产新知识，产生新身份，塑造新的欲求。尤其在福柯的视野里，塑造正常/异常。即属于国家与体制是中国的正常（真国民），而属于外国与社会、商业的是异常（假国民）。这种社会意识塑造才是关键的。
「国民性」分布式唤起：正是因为「国民性」存在，而非单独「党意志」存在，中国的「官本位」不是自上而下靠国家意志塑造的。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在强力推进「官本位」以及体制才是「正常」的意识。现代政治权力是去中心化的，中共也是如此。社会的个人节点，以及媒体，以及社会组织，都在共同推进官本位与帝国本位思想，这才是「国民性」的运作方式。
不是「惩罚」而是「规范化」：这才是福柯最后的真意，国家真正能力不靠惩罚，而是形成规范化社会过程，以「引导行为的行为」为术——让个体自我管理、自我审视，成为权力的合作者。中国人愿意接受「自我审查」，是「国民性」导致的只有体制才「正常」，反体制「异常」的思想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