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魁指挥枪」：一部中国现代制度史

为何党与枪的关系成为中国问题的永恒核心

毛泽东在1938年《战争与战略问题》中的表述：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从此之后，“党指挥枪”成为中共面对军队的最高原则。与“军队国家化”的现代制度对比，“党化军队”当然是描述中共体制的关键特征。

但这样的讨论没有结束，谁是党呢？党是由无数个人构成，那么军队由党内的谁？或者由党内的何种机制来决定呢？在军队国家化的路径上，文官治军、政治中立、关键人员任免的程序化，军队预算透明的国会监督，都是完成军队国家化的必备步骤。

那么这种制度可以平移复制到党内吗？至少在中国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党内缺乏程序化机制监督军队，也缺乏程序化机制限制党魁对军队的个人化控制，这就造成中国军队戏剧性的政治动荡。这贯穿着从毛泽东上台到今天的全过程，尤其到最近，苗华与何卫东的余波未消，海军参谋长李汉军，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李鹏程被罢免。不消几天武警司令员王春宁，火箭军纪委书记，后勤保障部部长等再遭罢免。

大半年内，从中央军委到各军种高级将领，密集下台。也让观察者对中国军队内部的状况产生了诸多猜测。体现着“党指挥枪”的强大内部张力。

一、「党魁指挥枪」的方法

在中共建政前，军队清洗就与中共军事历程如影随形，富田事变与AB团肃反、肃清张国焘路线、延安反特反托派安全清查，以及延安整风运动，基于从未断绝。如果说这一段时间的整肃还有战争时期的特殊背景，那么建政后的军队动荡则显得格外刺眼，此种军队动荡贯穿至今。

党魁就是通过创造这种动荡以控制军队，这种行动在党史中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对外发动战争。每次对外战争都是一次撬动原有军队格局的机会，既可以弱化原有派系和资历，通过战绩创造新的队伍，又可以以战争理由改动军队格局。当然除了实际的热战外，现在不断开展的灰域作战，超大规模军演也可以起到某种作用。

• 其二是军队组织和规则的重塑。通过组织调整彻底打乱旧格局，塑造全新的军内位置和关系。这种事件将会结构性的影响大批人员的利益，自然极其不易，如果发生，一定是党魁通过各种方式积累了强大的政治势能。但重组不代表其对军队的管理就能成功，习近平在2015军改后将二炮改为火箭军，通过做大火箭军这个新兵种重塑军队格局，但火箭军的贪腐、泄密、山头主义，便几乎可以宣告这次重组的重大挫折。

• 其三是人事清洗。在即有军队组织体系下，大范围更换、调动人员。或是更可怕的，长期持续的进行人员整肃，后者当然体现出持续党魁与军队持续的紧张关系。长期人员清洗也必定和长期对党内清洗一样，会对管理的稳定性，军队人员的满意度造成很大影响，形成懒政或其他的问题。

以上方法说明党对军队，党魁对军队的控制绝非一劳永逸，也昭示着此种体制的明显不稳定，虽然任何政治体都处于动态平衡中。但次等“动态”需要靠长期剧烈波动才可维持，已经能说明此种体系的脆弱。

二、八九前的党魁指挥枪

「党魁指挥枪」的张力有多大？我们上面提出可以观察党与军队的“动态平衡”波动有多剧烈，实际烈度应该可以超出大多人的想象。

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说法，即韩国总统是高危行业，是因为韩国总统卸任后有极高比例会出发贪腐掉调查，往往难以善终。与其相比，中国“党魁”在军事问题上的左膀右臂，即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等职位同样是高危职业。

中国难以善终的军委副主席就有高岗、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赵紫阳、徐才厚、郭博雄、何卫东。国防部长包括彭德怀、林彪、魏凤和、李尚福。当然你可以感受到清洗的高峰在毛泽东与习近平的任内，向苗华这样的军委委员更不计其数。

在毛泽东任内，建国初即有对军委副主席，东北王高岗的清洗（最初初衷是用高岗清洗刘少奇和周恩来），随后是抗美援朝，台海危机的对外用兵。然后1959年庐山会议即拿掉了彭德怀与黄克诚等专业化军队将领，启用了林彪，拉开10年军队管理的动乱。

林彪在1965年废除1955年中国军队的军衔制度，显示在军事化和去军事化方面的巨大摆荡，当时这样的政策也迎合了文革的“破等级化”思想，重新开始以政治忠诚作为治军标准。随后文革中大批高级军校与机关干部（学界评估有超过8万人）被批斗、免职甚至关押；林彪推动个人崇拜。1967年，在文革混乱高峰期，国家发布“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政策，大量军队干部进驻工厂、学校、机关，直接接管秩序与生产，中国进入半军政府体制。

十年军队动乱以林彪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进入尖锐的转折，在其余震中，1973年中国进行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并规定只许携极少随行人员（医生、秘书、司机等），最大化切断地方依附网络。

毛泽东任内政治上的极端动荡几乎已经是历史常识，这当然会极大影响军队管理。而文革本身，除了以基层对官僚的颠覆这一个视角外，也是在动荡中军队获得极大权力的一个视角，林彪以中苏对峙大范围开展三线建设与军队动员和准备，极大的提升了军队在国家内的地位。这个过程中，不仅不能展现出“党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反而以其不断的继承人危机，以军队清洗，展现了其对军队使用大范围的左右摇摆。

进入邓小平时期，和毛泽东一样，他以一场战争来开整肃军队的序幕，这就是1979年中越战争。中越战争暴露出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成为“邓式军队现代化”的序幕。他完成了顶层军事权斗，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完成了对华国锋的替代，其关键时间就是1981年代替辞职的华国锋出任军委主席。但在军队内清除毛泽东和文革派的影响任重道远。邓小平完成了最多的制度化军队重塑，他有限的进行了军队国家化的尝试，在1982宪法中将军队由中共主席领导，转化为由中共与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并在同年组件武警部队，确定非武警军队的“对外”职能。1984订立《兵役法》，把征募、役期、预备役纳入法律轨道。

这一切铺垫都是为了1985年的大军改，确定两年内减员约100万、把大军区从11个减为7个，同时撤并集团军和大量师团级建制，彻底颠覆毛泽东与文革中形成的军队格局。此后1988年中国时隔23年恢复军衔制度，基本完成在制度现代化改革。

但这一切都在随后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中颠覆，军委决策制度没有对邓小平造成任何限制，参与清场的主力部队就是82宪法规定的对外作战部队而非武警部队，包括最为活跃的第27军和第15空降军。

从建国到89，中国频繁参与对外战争，国内政局动荡，也在建国后军功阶层大量参与政治的时期。这个时期，军队的频繁动荡看上去存在大量时代因素。其中关键看上去是大跃进后的林彪时代以及进入改开的转轨周期。但如果我们与此后的时代对比，才能看到其中不变的持续性要素。

三、六四后的持续张力

进入1990年，中国进入到一个准现代化时期；实际深度参与过二战与内战的将领大多进入退休年龄，新一代军人进入到军队序列中；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局势都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那么在这个年代，军队动荡是否会少很多呢？

答案基本是否定的，首先就是对邓小平80年代倚重的杨尚昆、杨白冰及其势力的清洗。此次事件在邓小平的协调下进行，相对比较软着陆，除了杨氏兄弟正常去职后，也在“撤杨”动作中，取消了中央军委秘书处，等于拔除了杨白冰在军委内的人事与协调“枢纽”。

在这个结构中，江大幅提升四总部地位，代表军队技术官僚对军事将领的大规模替换。1997年后，刘华清退场，军委进入“无军人入常”新常态；江先后倚重张万年、迟浩田，又上推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等担任总参/总政/总后主官；2002年前后再扶曹刚川、郭伯雄，稍后徐才厚接“总政—军纪委—军委副主席”通道。军队内技术官僚逐渐成为主导，形成一种“中式文官”体系。

同时，江在这些改变中，顺应和平年代改变军队利益格局，形成“利出一孔”的态势。他在1998年规定“军队不得经商”，切断军–商灰色收入与庇护链，但在同年设立“总装备部”，将军工—军队采办链条上收至军委直辖，也形成基于现代化军事转装备研发、生产、装备的全新利益链条。

随后2003年，江泽民继续宣布裁军20万，旧派系的陆军部队，撤销3个集团军。形成以双军委副主席，四总部，总装备部为主的利益格局。

在继续阅读前，读者可以猜测一下，胡锦涛时期是否存在同等大规模的军事震荡？答案是否定的，他与前后领导人的对比非常有趣。证明中国的军队震荡并非是外部因素主导，因为胡锦涛时代和前后的江泽民与习近平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路径都有明显的延续性，中国的安全环境也没有根本变化。凸显军队震荡主要由“党魁”的个人与内部因素影响。

江泽民构造的双军委副主席（虽然胡锦涛时期还有曹刚川，但一任后被习近平替代），四总部，总装备部为主的格局在胡锦涛时代没有变化，甚至在他2004年担任军委主席后，由江泽民任命的早于他的郭博雄和徐才厚像监军一样伴随了胡锦涛的的整个军委生涯。

胡锦涛任内没有对军事体系进行改动，人事任命也相对正常，都是基于军队现代化考量的任命。就如此安然度过了8年的军委主席生涯，中国将迎来最剧烈的时代。

三、习时代的高强度“党魁指挥枪“

到习的时代，一切都变得剧烈。

在军事行动领域，他四面出击，先是南海的军事化，2014年以来在南沙、西沙持续吹填与配套，部署跑道、机库、雷达与反舰/防空系统，形成立体感知与拒止网络，与菲律宾爆发越来越大的冲突。然后是对台的方向，2022年佩洛西访台后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环台演训；2024年“联合利剑-2024A/B”接续推演封控与“斩首/断链”科目，将火箭军、海空军与海警纳入联合体系。随后不断进行灰域实战，包括军机海军绕台行动，海地电缆切割，信息与黑客作战。

对印度和日本同样，2017年洞朗对峙与2020年加勒万冲突，将高原合成旅、信息与火炮保障联动纳入常备，与印度关系奖至冰点；同时在东海维持2013年划设的防空识别区常态巡航，在日韩争议海域大范围海警执法，建设永久设施，强化区域争端中“存在—执法—军演”的三位一体。

在军队组织和规则重塑方面，更是刷新了建国后的记录，完成了最大的一次军事组织改革。2015-2016年，他彻底重塑江泽民建立的四总部格局，撤销总参/总政/总后/总装，改设军委六部三委五办公室等15个直属机构；审计、纪检、政法等监督序列上收至军委，加强中央军委集权。他更是彻底颠覆建国后的军区制，将七大军区改为东/西/南/北/中五大战区，彻底重构军队格局。

他更是超越陆海空大面积扩充其他军种，先是2015年底把第二炮兵升格为火箭军，又组建战略支援部队；不到十年，又在2024年再度重组，战略支援部队，一分为三，建立天基/网络/电子对抗/支援/后勤数支中央军委直属部队。

他还逆转邓小平在82年建立武警结构，2017年起武警归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剥离地方指挥权；2018年中国海警并入武警序列，后续海警法（2021）赋权“必要时使用武器”。这为“灰区胁迫”提供法理与指挥链整合。

在裁军方面，他在2015年军改时宣布裁军30万人，主要裁军方向为陆军，将新的军力集中在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更由他掌握的领域。

当然，在反腐与人员整肃方面，他所做的可以超出邓小平后的总和。他先是重创江泽民体系，2014–2016年，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与郭伯雄被查处，此后继续向物流与装备系统延伸（如总后、总装条线），彻底打击了江系的人马。其后的”从严治党“在军队也保持高压，2023年以来的火箭军与装备系统清查、2024年两任防长被开除党籍，叠加军工企业高管落马，以及何卫东与苗华，武警部队总司令等高级军事人员的落马，整肃力度前所未有。

习近平几乎穷尽一切可用的与军队博弈的手段，力度之重令人咋舌。显示其动因大多来源于本人的权力意志，而非军队给他带来的压力。但其一面重塑格局，一面”刀刃向内“，对他的亲信、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同样保持清洗的高压，要么源自其高超的权力之术，展现出”党魁指挥枪“所需的复杂技术；要么展现出其整肃手段遭遇的”回火“，如此用力依然未能实现”党魁指挥枪“。不论是哪个，都展示出不受程序与权力制衡的中国军队体制，对其行使”指挥“ 的充分张力。

四、党魁指挥枪——脆弱的博弈

这种严重的冲突，是领袖的个性与意志使然，还是制度本身的必然。若是后者，无法解释胡锦涛时期的相对平静，如果是前者，则无法解释除胡锦涛外不断反腐的军事冲突。

我想答案是一种制度的脆弱性，这种制度在遭遇野心领袖时，便一定会出发严重的军队动荡。这种驱动来自个人权力对组织的侵蚀：中共的“党军一体”产生体制同构而无法内部分权和监督，把军队生杀予夺、干部任免权和纪律惩戒权收拢到同一链路，缺少外部的否决点。最终把”党指挥枪“中“谁是党”的解释权让位于“谁能统合这条链路”。当最高领导人掌握军委主席负责制、人事条线与反腐工具，他就能把对“党”的解释落实为对军的即时处置，于是制度语义滑向实践事实，“党指挥枪”在高压博弈中被必然收敛为“党魁指挥枪”。这不是偏差，而是结构在强人阶段，或是博弈稍有压力时的常态化“解”—政治权力寻找最短控制路径，组织便让路，个人成为绝对化权力。

这种强博弈下通过激烈震荡取得的”指挥“，并非稳定结构，而是以高压威慑与再分配把领袖及军队临时压在同一短期最优点上：统帅以“防离心”优先，将领以“政治安全”优先。其脆弱性首先源于信息结构：恐惧驱动报喜抑制报忧，统帅无法分辨“忠诚”与“能力”，形成系统性逆向选择与长期风险；其次在于资源结构：维系忠诚所需的“忠诚租金”、频繁整肃与组织改造为未来清洗埋下祸根；再次在于时间结构：高频轮换与整肃虽切断山头，却同时摧毁指挥链内生成信任与合作资本，危机来临时只能再用政治手段替代专业修复，进一步放大系统的脆弱性。

由此，这种均衡基本不能维持，一旦通过这种动荡形成，就需要“不断加码”：越脆弱让权力向中央越集中，越集中便越扭曲军事体系的行为模式，越扭曲便越导致不利信号出现，不利信号出现越需要新的集中；当外部冲突、财政吃紧或继任预期叠加，信息错判与执行摩擦会发生共振，均衡要么快速塌陷，要么剧烈摆动。

换言之，“党魁指挥枪”是以持续高成本恐惧与资源投入维系的过渡态，一旦成本不可持续，个人化权威便裸露出机构空心化、专业萎缩、继任断裂三重脆弱，成为类似林彪的断裂点，这将是中国来自历史深度，但与未来共振的长期困境。

---

歡迎你在Patreon支持我的創作

我提供的全部知識與信息服務都是免費的，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大家對我的支持，一月一杯咖啡或兩本書，支持我繼續不懈創作。

歡迎下載我全部知識與信息服務的清單：

我不僅有Substack，還有大量YouTube，書籍，播客，NewsLetter，社群，歡迎查看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