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共產極權可以完全壓制民意嗎？

探索共產極權與民意的複雜關係

作為一個極權獨裁政府，在沒有任何監督和政治競爭的情況下，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不來源於民意。很多人進而認為，為了體現出自己不會回應和響應民意，怕釋放出其軟弱的信號，中共甚至會逆民意而動，故意忤逆民意。這在一些大型事件上當然尤其如此，例如江油在大規模抗議後，現在最初的校園霸凌與官員問責看上去短期內不會有什麼結果。

但我們可以據此認為民意在中國政治中完全是處於“壓制”嗎？不管是通過互聯網審查，對上訪群體和個人的維穩操作，對基層民意的中間組織，如NGO，律師等群體的殲滅？在大的結構上，這當然是不錯的，但如果堅持這個立場，可能會遺漏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探討民意與中共體制的關係。

一、什麼是“民意”

哈耶克對政治哲學最大的貢獻，恐怕是大幅擴充了公民社會和政治議程的外延。從上溯至古希臘的政治學傳統來看，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基礎「家政學」幾乎是涇渭分明的，政治事關「國家」、「權力」、「民主」、「自由」等概念，那麼政治知識就是關於這一切運作的知識。在我們的日常語彙中，也經常說一個人「只關心賺錢，不關心政治」。在這裡政治與經濟是涇渭分明的領域。

這樣的劃分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哈耶克的「湧現秩序」將政治外延與社會知識擴散到經濟決策，對他而言，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知識」不是公民社會運作的知識，而是「價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對「民意」有一種擴展的理解。試想，如果一個中國人，對中國經濟心灰意冷，對中國股市失去希望（當然股市正在快速上漲中），誰說他對經濟的看法不是一種「民意」呢？

熟悉中國政治的人應該馬上可以意識到中國的「績效合法性」，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以績效合法性作為實用主義的治理基礎。公民對「經濟績效」的信心和反應自然會成為「民意」的基礎，「經濟績效」的信心不只反映在言辭上，更反映在經濟行為上，投資、商品買賣等。你當然意識到公民「用腳投票」衝擊「績效合法性」的諸多現實。

不過這並沒有讓一切問題得到解決，好像即便中共壓抑一般政治表達，人民可以用腳投票用經濟「民意」反制政府。「經濟民意」有其獨特的性質，就是貨幣的特徵，一般現代市民都愛錢，一個人可以接受中共獨裁制度可怕，但一旦投入股市，就希望有中國經濟還不錯的wishful thinking。一個憎惡中共獨裁的人，無論如何很難產生中國制度勝出的wishful thinking，但整體經濟與個體經濟生活高度相連，「經濟光明論」唱起來比「政治光明論」容易太多了。因此經濟「民意」與民眾對個人經濟生活的wishful thinking結合，令經濟「民意」的維持簡單許多。

二、民族主義作為民意，表演政治

89後，中共在六四後意識到意識形態真空對中國的衝擊，江澤民開始強調「愛國主義教育」，此後「民族主義」作為「愛國主義」的真正靈魂，也開始形成中共民意的組成部分。

「民意」在一般憲政國家自下而上，但在獨裁國家卻自上而下，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就對此有精準描述，它通過原子化社會、使用恐怖和宣傳來摧毀個體性和公共領域，使人們陷入孤獨並易受意識形態影響。在這種體制下，民意被扭曲，因為大眾在孤獨中尋求歸屬，從而成為極權運動的原料，在中國這就體現為仇美仇日，仇恨西方的「民族主義」，這些是大家熟悉的了。

不過這裡「民意」的第二個擴展問題，可以稱為「民意結構」，如果社會組織喪失，個體充分孤立和原子化，就算在憲政國家，「自上而下的民意」也會大型其道。2024大選年中全球右翼文化崛起就可以看作多國「民意」失調的結果，這個問題還可以關聯最近在YouTube的「情感政治」節目。

但是，在中國，我想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新視角。其他國家沒有互聯網審查，大規模刪貼，國家大內宣和「國家媒體複合體」的存在，右翼文化也體現為草根自覺，如Laura Loomer這樣的草根網紅作為發動機，而不是以「共青團中央」作為發動。在中國，可以問一個問題，一般民眾真的相信政府的民族主義動員嗎？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也不是，經年累月的意識形態洗腦當然有用，結合身份政治，讓一個普通中國男人恨日本、臺灣、香港、美國、女性、LGBT、少數民族不難。但在全國範圍內高強度進行國家級民族主義動員，對一般公民而言，這是一個——政治任務。

這讓中國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處於一種心照不宣的「表演」狀態，國家對意識形態合法性有強烈需要，那在一半自願，一半被迫的情況下，公民可以配合國家「表演」民族主義表達（當然這個問題也有極其複雜的一麵，請看上一篇文章「自組織網軍」）。

這種配合的基礎與「績效合法性」高度相關，中國經濟居民感受的頂峰是2021年，彼時全網愛國熱潮湧現，超英趕美，東昇西降。但2022年國內，評論區翻車情況不斷湧現，到現在已經成為互聯網的尋常。不是國民對民族主義有了新的認識，而是經濟績效下滑，「配合演出」的動機大幅下降了。

因此，維持中共生命線的「績效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合法性」在中國有一種奇妙的聯動關係，當然也會帶來挑戰。

三、主動主導「民意」及其副作用

在一般社會治理，中共介於極權和響應式威權之間。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政府響應網絡民意做各種各樣的事情，派出督導組，還有最近經常出現的詞彙「提級調查」，每次「提級調查」都是網絡民意促逼。但是，「提級調查」結果未必能符合民意需要，江西「鼠頭鴨脖」事件幾乎推翻基層調查所有結論，可以說比較符合網絡民意；但甘肅天水事件則不然，「提級調查」結果算是初期調查結論的擴充。

這可以回到我們最開始所講，共產黨可以「響應民意」，但決不可以「民意主導」，可以「提級調查」，但不會輕易推翻下級政府結論。動作做足，但結果與民意需要會大相徑庭，盡顯大家長作風：我會對家庭負責，但肯定不會以你期待的方式。

類似的方法籠罩在中共的一些「響應民意」機制上：市長熱線、信訪、楓橋經驗。這些制度都完全沒用嗎？不是的，但能滿足市民民意嗎？距離還相當遙遠。中共擺出「響應民意」的姿態，卻要主導整個民意過程，在治理結果上完全主動。這方面反例極少，2022年疫情防控在白紙運動後放鬆是罕見的例子。

這可以成為中共既要又要的民意模式嗎？很可惜不能，民意響應的「通貨膨脹」非常明顯。最顯著例子就是「提級調查」，這個概念最初被大家熟知，來自2021年“7·20鄭州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國務院成立調查組，由國家減災委、應急管理部牽頭，提級調查。隨後「省級提級、部委掛牌督辦」，成為一種標準模式，甚至制度化：如2025年2月修訂的《國家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就明確包括了群體性中毒、食品安全事故等公共衛生事件，明確發生特別重大或重大突發事件，原則上由事發地省級黨委政府組織指揮應對工作，而且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或者社會影響較大的，省級黨委政府或負責牽頭處置的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發佈信息（提級調查還用於國家監察委官員查處，但這是另一個動機）。

但這樣的事件越來越多，僅僅7月一個月「甘肅鉛中毒」、「內蒙古選礦廠事故」就在民意下提級調查，但兩次「提級調查」都沒有讓社會滿意。「提級調查」本就是在民意高揚下，提升「響應民意程度」的信號。一般市民也期待，越過地方保護主義，可能很多問題的結果會不同。但如果「提級調查」在中共主動主導民意進程下一再令市民失望，到「提級調查」同樣陷入塔西陀陷阱的時候。毫無疑問「提級國家級調查」，如同鄭州事件會成為最後的方法，如果「提級國家級」依然無法取信。

這會讓走鋼絲的「響應式威權」進入失靈，那麼中共不得不採取另外的方式來回應民意問題。

四、不簡單的民意

寫到這裡，你是否意識到，在一個互聯網環境中，當信息自由流通，「民意」其實是社會自動涌現的秩序。即便是共產極權國家，也需要妥協自「響應式威權」位置維持民意。借「績效合法性」與被前者維持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表演穩固民意。

但如果最近兩個合法性，以及「響應式威權」之「響應」同時遭遇挑戰。我們就必然的進入了一個變動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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