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漢文是一門劣質語言

这个是个苦涩的，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的现实

此前一期節目，提到一個很刺痛人的判斷——「白話漢文是一門劣等語言」。在節目里，幾乎所有人都搞錯了重點，以為我在批判現代漢語的網絡流行語現象。反駁的方法是——英語和日語的網絡流行語也很糟糕。這完全不是我的原意，我想說的，是一個抽象得多的問題——現代漢語在「語言構成」上的問題，流行語半年換一茬，是症狀。要解剖的是病灶：語法允許什麼，語言表達獎勵什麼，這兩件事在中文公共文本里的咬合。咬合處幾十年不動。流行語是天氣，這個咬合是氣候。

這很難用口語完成論證，寫一篇文章在所難免。

1 從翻譯中揭示的問題

請先讀一句中文。

「有關方面將進一步深入推動校園安全治理工作全面有效落實，切實提升風險防範能力，穩步完善長效機制，確保師生生命安全和校園秩序穩定。」

先不著急反駁這是黨化語言，普通人不這麼說。這種話大家都很熟悉，請嘗試把這句話翻譯為英文。

第一個麻煩是主語。「有關方面」譯成什麼都像病句，譯者會被迫思考原文從未回答的問題：是教育局、學校，還是市政府？第二個麻煩是時態與時限。英語的將來時翻譯必須繼續清晰化——推動到什麼時候，完成的標準是什麼？第三個麻煩是名詞的定指與數量。「校園」翻譯英語前必須清晰：全市一百二十所學校，還是其中某些？冠詞與複數系統不允許這個問題懸空。

這種麻煩比比皆是，甚至有個名字，翻譯研究把這個現象稱為「顯化」（explicitation）：英語的譯者系統性補出原文沒寫的主語、連接詞和邏輯關係——補主語在漢譯英里已經太常見。現代漢語語言學奠基人王力早就指出，漢語語法里主語不是必需品。《紅樓夢》兩個英譯本的語言研究給過一個更深的說法：英語文本傾向「作者負責」，漢語文本傾向「讀者負責」——讀者需要通過大量自主補充完成表意。

請注意，我一點不主張沃爾夫假說——語言決定思考。所以我沒有要說中國人沒有邏輯是語言的問題，或者中國人有詩意的文化基因，或者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在漢語中。我完全沒有要往這個方向引，這是錯誤的假設。英語語法同樣窩藏以省略推責的句式：「錯誤已被鑄成」（mistakes were made）是華盛頓最著名的被動句，政治詞典把它定義為「以被動回避的方式承認錯誤、同時讓說話者遠離責任」，政治學家施奈德乾脆替它發明瞭一個時態名：「過去開脫式」。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論早就教了我們，在一個語言遊戲中，沒有發明不了的規則。

回到那段譯不動的中文。我要揭示的是作為公共論理的載體——書寫白話漢文（以及現代完全被書寫語言主宰的口頭語言，尤其是官方語）。譯者被迫補出的東西——誰、何時、哪些、多少——展現的是一份完整的語言空缺清單。

2 省略了什麼？多出了什麼？

這份清單叫「強制範疇」。1959年，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在一篇談翻譯的文章里留下了這個領域被引用最多的判斷：

語言的本質差異，不在它們可以表達什麼，而在它們必須表達什麼。

表達力上所有語言平等，什麼都說得出來；不平等的是作者的自由。英語作者每寫一個名詞，都被語法要求回答兩個問題——定指還是泛指，一個還是多個；每寫一個動詞，再答第三個問題——事情發生在何時，完成了嗎？漢語作者面對同樣的內容，三個問題一個都不必碰，句子照樣合法。因此表達精確的成本，英語前置給作者，漢語後置給讀者。

看個例子，「人民支持這項改革」——哪些人民？全體、多數，還是接受採訪的那幾位？漢語的裸名詞讓三種可能性都存在，為政治模糊表達留下了空間。彼得·詹克斯2018年在《語言學探究》上證明，漢語並非沒有定指，而是把定指交給語境與語序去暗示——而暗示的妙處，是永遠有多種可能性。英語作者沒有這個特權：定冠詞、「多數most」、「某些some」，閱讀者可以拿著那個定冠詞去查證全稱判斷。當然，英語的「人民people」同樣會被政客揉捏,量詞混淆在英語也可能。差別在於，英語的省略是明顯的，some people, most people是尋常用法。但「多數人民」或「某些人民」本來就奇怪，「人民」這個詞就帶有模糊的全稱判斷。同樣的方法「群眾不答應」「社會反映強烈」——範圍霧成一團，句子在語法卻完全正確。沒有形式，就沒有把柄。

再看時間。「問題得到解決」有三種讀法：已經解決、正在解決、終將解決，英語動詞必須在過去、現在、將來之間寫清楚，漢語動詞可以懸空。這不是語言能力缺陷——「了」「過」「著」「將」時間副詞、結果補語，工具是齊備的；余光中當年為了反駁「中文不精密」的指控，引過蘇軾的七言絕句，時序精確到一場雨的先後。能力無缺，漢語語言遊戲規則是完備的。

但缺的是義務：所有這些標記都是可選項，而可選的東西在公文里會發生什麼，讀「將進一步推動」就明白，它不代表有確定的時間承諾。

漢語有很多語法「省略」。但反過來，漢語有大量冗余。這裡我們從一個統計開始，語言都需要冗余，有冗余的語言才能魯棒地（Robust）表達意義，沒有冗余就像文言文書寫，竹簡上少一個字，意思就無法確定了。對十七種語言口語的測算顯示，不論語速快慢、音節繁簡,信息率都收斂在每秒約三十九比特上下——冗余總量，每個語言都相近。漢語的冗余和其他語言比，沒有特別多。但關鍵是——在哪裡冗余？

從一個漢語言者津津樂道的構詞法開始——「電話」、「電腦」，很多人醉心於漢語構詞法的精妙。認為這種合意的翻譯，只有漢語可以做到。但我們真正面對漢語的構詞——進行、推進、完成、揭露，以至於：

• 動詞：奔跑、跳躍、呼喚、欺騙、躲藏、畏懼、依靠、阻擋、停止、挑選、搖晃、挖掘、購買、尋找、製造、隱瞞、打擊、死亡、援助、匯集；

• 名詞：房屋、道路、聲音、衣服、朋友、災難、塵埃、顏面、珍寶、價值、邊界、軀體、舟船、樹木、圖畫、語言、根基、仇敵、形狀、伴侶；

• 形容詞：美麗、寒冷、溫暖、明亮、昏暗、疲憊、憂愁、孤獨、堅硬、肥胖、遙遠、艱難、奇怪、廣闊、狹窄、悲傷、歡喜、瘋狂、枯萎、龐大。

以上所有詞彙，兩個字都表示一個意思，其實取其一即可。除了重復，還有已經失去意義的部分，「窗戶」里那個早已死去的「戶」、「國家」里那個與政體無關的「家」。造詞冗余有它的結構來歷：古漢語的音節庫千年間流失過半，同音字暴增，「衣」「醫」「依」在口語里再也分不開，雙音節化於是成為消歧的補償——衣服、醫生、依靠。雙音節化又養出整套韻律偏好，「進行」「加以」這類虛化動詞本質上就是為了朗朗上口。

不同語言有不同冗余的部分，英語把冗余花在語法一致——冠詞、時態、單複數互相咬合——作者一處寫錯，整句失諧，讀者立刻察覺。工程上這叫「糾錯碼」：信息重復編碼，保證傳達一致。漢語冗余大量花在修飾和語調。判別兩種冗余有現成的方法——刪除測試。把「進行」從「進行研究」里刪掉，對意義沒有影響；把定冠詞從英語句子里刪掉，語法錯誤立即出現。「無效冗余」——這是本文對漢語困境的命名：不是冗余太多，是冗余不在邏輯位上。

所以漢語多了什麼？卻沒有什麼？這是我強調的，不是網絡流行語的問題，是語言底層的問題。

3 模糊、無責任、無效

英語說「天在下雨（it is raining）」，句首必須有「它」（it）——它什麼都不指，不是天，也不是雲，語言學教科書稱之為虛主語。英語為何有這種毫無意義的零件？因為語法有一條死規定：每個句子必須有主語；哪怕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在做任何事，也要用it佔位。1976年，李訥與湯普森給世界語言做了一次著名的分類：主語優先與話題優先。英語是前者的極端，主語是句子的基礎；漢語是後者的代表，句子的骨架是「話題＋評述」——先說談什麼，再說怎麼樣。「下雨了」「事辦了」「飯吃了沒有」，沒有一句有主語，但都合語法。誠然其他語言也有主語省略，但在其他詞彙上有補償。漢語的省略沒有任何形態補償，語言學稱之為「徹底省略」，丟掉的不是代詞，是信息本身。在漢語里，無人在場是語法的常態。

首先，話題優先不總是缺陷，是一種語言方法。話題確定了，後面的句子連續闡述，省掉的主語串成「話題鏈」，敘事因此輕盈——《紅樓夢》不必每句點名誰在動作，讀者照樣跟得上（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逗他玩耍一回，乃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紅樓夢第一回》），這正是漢語敘事美學的基礎（在這裡忍住美學的浪漫化，公共論理不靠敘事美學，事實和邏輯是社會運行的根基）。不只漢語省略，日韓省得更厲害，省略本身顯然不是公共論理的死刑判決——日本的公文另有一套不斷修訂的官方寫作規範盯著行文規則，2022 年剛剛全面更新。語法給的過度自由，制度可以收回，這個之後詳細說。

現在我們進入公共論理，拆第一節那個翻譯標本句「有關方面將進一步深入推動校園安全治理工作全面有效落實，切實提升風險防範能力，穩步完善長效機制，確保師生生命安全和校園秩序穩定」。

• 第一層，主體省略：真正的施事——哪個局、哪個處、哪位簽字的負責人——行使無主句的語法權利，整體退場；嫌「有關方面」四個字太露骨，連它都可以省；

• 第二層，空動詞：「推動」「開展」「進行」把實義動作推遠一格——不是「修圍牆」，是「推動圍牆修繕工作」；動作被打包進抽象名詞，動詞的位置留給永遠不會失敗的虛詞——「推動」過了就算數，牆修沒修是另一回事；

• 第三層，領受句式：「得到解決」「受到處理」「取得進展」——句子的語法主語換成「問題」與「工作」，人徹底退場，而且退得不掛任何標記，彷彿問題和工作栩栩如生自動發作。

這一層值得與英語對表。「錯誤已被鑄成（mistakes were made）」再狡猾，也是一個掛著被動標記的句子，標記意義很明確：本句的主語已被隱藏——記者可以順著告示追問是誰；「問題得到解決」連告示都不貼，它看上去只是一個關於問題的、心平氣和的陳述句。第一節的命題在此兌現：英語省略人要付形式語法代價，漢語省略人和省略其他要素沒有任何代價。

有人會抬出英語學術寫作來反駁：實驗報告滿篇無施事被動——樣本被加熱、數據被分析。沒錯，因為那是一個被制度語境確保的文類：方法部分必須可重復全行業通用，作者姓名印在頁眉，同行評議盯著每一處含糊，被動句在實驗科學是行業慣例，不是故意模糊。

因此，共產中文的模糊化和無責任，不該叫做對語言的濫用——它是對語言的正用。它沒有發明任何新句法，只是把漢語里每一項完全合法的省略，精確投放在問責最需要主語的位置上；正因為每一步都合語法，整套修辭才如此「順滑」，讀者隱約的不適感找不到落點，這已經不只在共產中文，而在日常文章中。

4 詞語的空洞

然後是詞的空洞，先從一個每天都在運轉的短語看起：「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數一下裡面的詞——「治理」加「能力」，「現代」加「化」，外面再罩一層「建設」，句首是一個永遠不會失敗，也沒有時間承諾的「推進」。這串名詞是怎麼造出來的？現代漢語養著一批高產的類詞綴：「性」「化」「度」「力」「感」。任何語素掛上它們，立刻獲得抽象名詞的身份——可讀性、現代化、透明度、執行力、獲得感。造一個抽象名詞的成本是零，連詞典都來不及收錄，網上就鋪天蓋地——「活人感」、「鈍感力」、「附近性」，一個都不是黨化漢語。

英語當然也有——名詞化是學術腔與官腔的共同嗜好。但英語的名詞化必須有詞綴：動詞變成名詞，尾巴上要長出「-tion」「-ment」「-ing」一類的形態標記，詞綴是一張標籤，告訴讀者此處有一個動作被包裝成了物；有經驗的讀者能反向拆解，英語文體批評家經常針對「名詞瘟疫」，抓手正是這些詞綴。漢語的名詞化卻非常隨意，「建設」「治理」「落實」，動詞與名詞共用同一張面目——「修繕圍牆」與「圍牆的修繕」用的是同一個「修繕」。一個詞站在句子里，讀者無從判定它此刻是動作還是物，名詞化這道工序徹底隱形，讓漢語充斥著「物」，而大量「物」都極端虛無。

詞不僅空在構造，還空在來歷。現代中文的政治與學術核心詞——經濟、社會、民族、民主、自由、憲法、政策、科學、哲學、宗教、文化、革命、主義——幾乎整批經由同一條通道進來：西方概念先到明治日本，被改鑄成和制漢語，再被晚清知識人成批搬入中文。雙重轉手，丟兩次語境。要緊的是日本那裡發生過什麼：明治譯者為society究竟是有組織的團體、人的總和、還是共同體，公開困惑了多年，「社會」才慢慢定型；西周1874年敲定「哲學」之前，掂量過好幾個備選。翻譯在日本是一場論爭，而論爭就是消化和分辨。中文白話文把論爭省了：梁啓超1899年還在比較本土的「理財學」與日譯的「經濟學」，隨後日譯詞成批勝出，更多新詞創造出來。一個概念沒被吵過，它的邊界就沒人試探過，漢語有大量不知所謂的概念。

更要命的是，白話漢文拿到這批詞之後，比日語還少兩道保險。日語給外來概念留著片假名做補充：「民主主義」一般跟著音譯的「デモクラシー」，漢字詞義模糊了，音譯詞還可以提示原文；中文的音譯「德謨克拉西」在五四前後曇花一現，此後「民主」單獨壟斷。於是只剩漢字的字面在解釋概念——而字面會說謊，民主變成了毫無意義的「人民當家作主」。但democracy的希臘詞根卻貫穿雅典的制度史，demos就是「多數人」，民主的意思是「多數人的統治」。但在中文，人民當家作主，於是誰聲稱代表人民，誰就民主。競爭性選舉、反對派的合法存在、司法對權力的約束——democracy 的這些制度條件，在「民作主」的字面故事里沒有位置。這就是漢語概念的「假透明」，「電腦」聽上去很有趣，好像直達本質。但丟失了「計算」的真正含義。

這裡可以多說幾句，很多人看不起英文，覺得英文是「屎山」，什麼語言都往里湊。這是完全不懂語言，這是英語的極大優勢，而不是劣勢。漢語構詞：悲傷悲憤悲痛悲情悲苦。我想日常語言早就懶惰地混用了。但英文有來自印歐語的與心絞痛（angina）同源的anguish，有來自拉丁文，和重量（gravity）同源的grief，有來自日耳曼語和咬（bite）同源的bitter。在英文裡面，沒有人會混淆他們的意思。當然像我說的，不存在不可能的語詞，如果要翻譯漢語也有「心痛」「惴惴不安」「苦楚」「幽怨」可以離開「悲X」的構詞法，但這就是一層額外的成本。而「悲X」的常用性，恰恰是一種混淆。

我們大概明白了白話文漢文的多個問題——語法省略、構詞冗余、泛濫名詞化、詞根喪失。但我也說，沒有無法構成的語言遊戲。白話文漢文為何劣質，我們進入語言環境。

5 白話漢文的制度敗壞

英語當然也有問題。1946年，奧威爾在《政治與英語》里開列的病徵目錄，今天讀來像在點名中文。他罵「動詞假肢」（prove, serve, form, play, render）：好好的一個實義動詞不用，偏要拆成萬能動詞加抽象名詞——這不就是「進行研究」「加以解決」？他罵矯飾詞藻，phenomenon（現象）、element（要素）、objective（客觀的）、categorical（絕對的/明確的）、effective（有效的/切實的）、virtual（實質上的），用大詞給偏見鍍上科學與公正的光——「切實」「穩步」「扎實」「客觀」的英語表親。他罵空轉詞，Democracy（民主）、Socialism（社會主義）、Freedom（自由）、Patriotic（愛國的），各有幾個彼此打架的含義，各種政權的辯護者都搶著自稱民主，誰都拒絕給它定義。目錄的每一項，中文讀者都能立刻填上自己的例子。病徵同構：這是「互聯網都有爛梗」那個反駁里，正確的一半。

但英語的醫治史比多數人想的更早，也更系統。1667年，皇家學會首任史官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在學會里對雄辯風格宣戰：要求會員拒絕一切「放大、離題與風格的膨脹」，回到「數學般的樸素」，寧取工匠、鄉民與商人的語言，捨才子與學者的語言。背景毫不浪漫——英國剛從內戰與宗教狂熱里爬出來，佈道術的煽動力把整個國家燒了一遍，學會把樸素文體當作防火工程寫進了章程。此後三百年，這套設計被一再延續：科學期刊把方法透明立為發表門檻；1998年，美國證交會發佈《簡明英語手冊》，強制招股文件用簡明英語改寫——主動語態、短句、拆散名詞串；2010年《簡明寫作法》直接立法，要求聯邦機構面向公眾的文件「清晰、簡潔、有條理」；2012年起，民間的簡明語言中心每年給部門機構的寫作打分公示。我們之前提到日本2022年的《公用文作成の要領》是基本同樣的方向和內容。

但中文恐怕走了相反的路——現代白話文是漢語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形合化改造：語言歐化把連接詞、復句、插入語、被動式成批進口，雙字構詞法大量發明新的邏輯詞彙。形合化就是指句子與句子、詞與詞之間，必須用可見的“連接詞、介詞、代詞、語法標記”來強行綁定，就像英語一樣。漢語此前是“意合”語，文言文大家都記得。

王力1943年就斷言，對形合歐化「用不著贊成，也用不著反對」，木已成舟。照理說，形合後，漢語邏輯性應該越來越好。結果最反直覺的一幕出現：漢語成為邏輯空轉語言。打開任何一份文本，「由於」「因此」「同時」「並且」密密麻麻；拿第二節的「刪除測試」一驗——把這些連接詞整批刪掉，論證結構毫髮無損。它們本來就沒有承載推理，只承載韻律節奏與形式權威感：是裝飾，不是推理的要素。白話文形合化得到的結果是——邏輯裝飾語冗余。

「原因是由於……造成的」「之所以……，是因為……的緣故」「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圍繞以……為中心」「截至到目前為止」「針對……問題」「導致了……的嚴重後果」

白話文得到的是一個幾乎無效的雜交體——「意合基礎加形合裝飾」，漢語還是一門「意合」語言，大量內容需要讀者自己「悟」，但卻擁有過量的「形合」形式。

為什麼會如此？是漢語發明者的問題嗎？未必。讓邏輯形式承擔責任的不只是語言本身，是語言起作用的外部環境。英語的「因此」背後站著三百年的追問機制——編輯、審稿人、對手律師、反對黨、商業競爭對手會順著它，檢查前提是否真能推出結論；中文公共場域的「因此」背後站著的是黨權威。中宣部門對「正確表述」的管理——哪些詞必須用、哪些不准用、新提法統一下發——在中國的獎懲里，把話說得可檢驗是風險，說得與文件一致才是安全。至此，我們知道一個重要的結論：英語的邏輯外顯，一半是語法強制，另一半是制度馴化。那麼自然要追問：如果把制度換掉、語言不變，會發生什麼？

6 每個人的語言自由和國家的自由

這個實驗的名字叫台灣。1949年以後，同一種現代白話文書面語——同樣的無主句、同樣的懸空時態、同樣的裸名詞、同樣那批失錨的翻譯詞——被放進東亞、再加上香港與新加坡，四種不同的制度環境里運轉。無國界記者2026年的新聞自由指數給這四個華文社會排出的位次：台灣第28，新加坡第123，香港第140，中國第178。語言是同一種，這是制度的排名。

台灣那裡形合語什麼樣？立法院質詢里，部會首長被逼著當場回答數字與期限——「相關部門正積極研處」會被打斷追問，是哪個部門、研處到哪一天；媒體與事實查核機構守在外圍。誠然，台灣的公共話語遠談不上優雅，標籤、名嘴互撕、上文的漢語問題樣樣不缺。但官方語言的可問責性——誰、何時、憑什麼，能不能被當場追問，是自由社會確保的。兩岸語料對比研究目前集中在詞彙差異——哪邊說「軟體」哪邊說「軟件」；用可問責性指標對四地公文做系統對比，我覺得是更有價值的課題。

我們現在瞭解到的問題而言，白話漢文是非常粗糙，人為痕跡極重的一種語言，但好制度與壞制度，會讓一種語言的病灶，在症狀上呈現出差異。台灣的官文，是被社會不斷醫治炎症的，尚可承載公共論理的語言。

所以很多人反駁我的方式是——你不是說漢語劣等嗎？那你為何還用漢語寫作，你賤不賤。我的回答和王力先生一樣——「木已成舟」。生來說白話漢文，就像生在中國，這是hard mode，與生俱來無法選擇。我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支黑」，證明中國人低劣。而是一種提示——白話漢語是一門非常糟糕的語言，要用這門語言清晰表達，難度之大。但語言是人存在的基礎，每個人不盡力擺脫白話漢文的病症，你的存在也被傳染。

不過我前文也說，從語言遊戲的角度，從來沒有發明不了的規則，沒有語言做不到的事情。只不過對於每一個中國的白話漢文言說者，我們既是言說者，也是語言的創造者和更新者，這種重擔壓到個人身上何其困難？

能有台灣日本的制度，問題會好很多。但制度什麼時候變，本文無法承諾。本文能做的是把問題分析清楚：漢語的劣質不是本質問題，是成本問題——語法出了一半，制度出了另一半。語言已經在等。範本已經備好。剩下的那一半，是每個言說者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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